（学历通胀严重！“双非”本科生经历残酷毕业季，考研能逆天改命吗？）

　　来源：澎湃新闻

　　澎湃新闻记者刘昱秀

　　还没有的陈璐，感觉待在家的每一天都漫长又难熬。

　　清晨天还没亮，奶奶就站在她房间的窗户外唠叨：“又睡懒觉”、“还没回学校，毕业证也没领”、“读这么好的学校找不到工作”、“在家浪费了半年”……陈璐用被子蒙住头，不想听到有关毕业、就业的任何话题。

　　春节以来，陈璐在家里待了三个多月。其间，她经历了考研失败、北京疫情无法返校、找不到工作等接连的波折。

　　2022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457万，高校计划招生的总人数仅有110.7万，这意味着，有近四分之三的考生落榜。随着就业难度增加，“学历通胀”越发严重，而“双非”（非“985”非“211”高校）本科生，往往处于就业的劣势一端。

　　在考研、考公和求职的滚滚人潮中，“双非”本科生们，正在经历一个略显残酷的毕业季。

　　“考研能逆天改命吗？”

　　“考研真的能逆天改命吗？”有时候陈璐会忍不住问自己。

　　她就读于北京的一所“双非”外国语院校的新闻专业，从大一开始，就定下了考研的目标：考上一所“985”、“211”的研究生。

　　陈璐的老家在湖北荆门的农村，父亲开农机养家，母亲在广东打工。而她父母同辈的兄弟姐妹中，有人曾考上大学，在城市安家，过上了与她的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。这使她和家人更加确信：学历可以改变人生。

　　陈璐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的社会学专业，属于“三跨考生（即跨地区、跨学校、跨专业）”。这意味着她要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，学习一门陌生的学科，主要依靠自学。

　　有“过来人”建议她：“如果决定考研了，就不要给自己留后路。”但学习任务完不成时，她“会逐渐对自己失望”。

　　陈璐的考研复习资料。

　　去年冬天，陈璐晚上在寝室楼道里背书。

　　有时，陈璐坐在考研教室里会抑制不住地掉眼泪。她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，父母继续供她和读初中的妹妹念书，负担很重。

　　也是从那时起，考研失利，成了她意料之中，却又如释重负的一个结果。

　　就读于一所二本农业院校的李曼，同样选择了“三跨考研”。她报考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科思政专业，希望回家乡的省会城市做一名高中政治老师。

　　大学四年里，她是别人眼里的“拼命三郎”。行政管理专业第一（综合绩点3.83）；评上过三好学生、优秀共青团员；考取了高中政治教师资格证……但这些荣誉却“连教师编制的门槛都摸不着”，“本科二本院校，又不是师范专业，如果不考研究生，想当老师很难。”

　　她从2021年3月开始备考，比大多数人都早。每天在自习室、食堂、寝室三点一线中穿梭，无暇顾及求职、实习。但这种状态只延续到了9月份，距离考研还有4个月。

　　那时辅导员通知她，有保研的机会。“学院七个专业，五个保研名额，通过笔面试选拔，每个专业的第一名都有资格参加选拔。”李曼将自己归类为刻苦型选手，但不足十天的准备时间，打了她个措手不及。

　　错失保研名额后，很多人安慰她：“你就差个零点零几分，太可惜了。”她一度难以接受：当年高考她距离一本线也是仅差2分。

　　“考研的动力”在她的身体里潜伏了四年，那一刻好像突然间消失了。她像是泄了气的气球，不再每天准时出现在考研教室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备考。

　　有的时候，她躺在床上清醒着，却怎么也不想拉开床帘，开始新的一天，她害怕又一次“潜在的失败”。

　　同样早早准备考研的郭心悦，计划转行到“风口”的IT行业。

　　她学的是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，在她的认知里，这个专业更欢迎男性。她回忆起大学二年级时，见到一位学姐，光着脚、提着高跟鞋在路边哭着打电话：自己是专业里学习成绩最好的，7个人的面试，其他6个男生都被签走了，为什么唯独不要她？

　　专业对口的火电厂、水电厂、光伏电站通常都在远离城镇的郊区，如果在一线工作，每周要电厂里住四天左右，而她不想距离父母太远。

　　长时间坐在教室备考，郭心悦的腰痛越发严重。有一次，她准备穿鞋出门，整个人却不受控制地向后仰，头磕在了寝室的床架子上。医院诊断她是腰间盘突出，需要静养。

　　躺在床上的四个月，她每天举着书或扭着身子备考，为赶不上其他同学的进度而感到焦虑。她有些动摇，并开始谋划另一条“考公”的出路。

　　“找不到靶心”

　　今年2月份，得知考研成绩没过国家线，陈璐比想象中的平静，考不上研究生，“起码还能赶上春招。”

　　受疫情影响，3月中旬，学校要求同学暂不返校，一些急于回北京找工作的同学，有人在外租房，有人提前返校封闭管理，而大多数则留在老家，等待返校通知。

　　陈璐属于最后一种。3月份开始，她投递了100多份简历，但大部分都石沉大海，少数有回复的，也卡在了线下面试这一关。

　　一家智库公司邀请她参加面试，当她询问能否线上面试时，对方在招聘软件上“已读”，却再未答复；有传媒公司HR提出帮她申请线上参加一面，后来也再没有消息；距离机会最近的一次，是一家中国台湾商会的给她发了上午10点的面试邀约，她准时上线，才发现其他的候选人都是线下面试，只有她误以为是线上面试，尴尬地退出了会议室。

　　4月初，父亲还会一直询问她：“学校有没有通知返校？”但看着女儿工作没有着落，学校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，父亲开始替她着急。母亲也在电话里发脾气，“这半年在家里都干了什么？”

　　随着疫情变化，返京变得更加困难。

　　她的好朋友中，有人保研、有人出国、还有人拿到了大厂的。她羡慕他们“有自己拿主意的能力和魄力”，也怀疑自己“太得过且过”。

　　陈璐形容自己一直是“乖小孩”。小的时候，父母都去了广东打工，她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住校，由奶奶抚养长大。每次父母回家，她都希望有好的成绩单，争取父母的关注。但他们很少夸奖她，只是告诉她：“要虚心一点，不要翘尾巴。”

　　她一路依靠“听话”，去到北京念大学，而同村的大多数孩子只读到大专就外出打工了。

　　在大学里，她感受到的却是前所未有的迷失，“没有了一个固定、明确的话让我听了，或是做出一个成绩，能让别人开心。”

　　她回想自己的过去，从来没有过诸如科学家、医生、老师等职业理想，“只有高中有一段时间，我想学小语种做翻译，但这不是我渴望做的事情，我只是需要一个理由让我去好好学习。”

　　脱离了应试教育设定的目标之后，她像是一位找不到靶心的参赛选手，逐渐失去了继续参赛的野心和斗志。

　　考公，“相亲链的天花板？”

　　由“考研”转向“考公”的郭心悦，同样在经历一段迷茫期。

　　她的父亲是公务员，母亲是小学老师，出于一种“逆反心理”，她此前没想过跟父母做同行，甚至在选专业和学校时，故意避免和亲戚家的孩子重合。

　　但疫情之下，她想回家乡长春工作，考公似乎是更“贴合现实”的选项。

　　距离2021年11月28日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还有一个多月，郭心悦报名了1万多元的国考辅导班，每天在“考公”App上做模拟题，为了督促自己，她还将每次的模考成绩和心得发到微博。

　　郭心悦将行测模考成绩发到微博上。

　　但最终，她以2分之差没能进入国考面试环节。

　　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212.3万人通过了资格审查，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8：1。相较往年，国考报名人数及竞争程度都创新高。

　　郭心悦决定转战吉林省考。但因为疫情，省考一再延期。

　　看着室友们的前途逐渐明朗，唯独自己还在原地等待，郭心悦一度情绪崩溃，她在电话里向母亲嘶喊：“我真的很差吗？”

　　不过重来一次，也许她还是会选择考公。考上公务员，郭心悦能想象周围人的反应：“哇！太厉害了”、“长春相亲链的天花板。”

　　在她的家庭里，她很少受到父亲的表扬，从记事起，父亲就是一个严厉的形象。小学三年级时，她和母亲作为军属，随军转调到长春市生活，此前她的童年都在农村度过。她渴望做成外界普遍认为好的事情来证明自己。

　　很多次当她面临选择时，她都宁愿听从其他人的想法。高中时，做老师的亲戚建议她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，她选择了不擅长的理科；高考填志愿，父母希望她不要走得太远，她放弃了去南方看一看的想法，留在了省内升学；还有不到一个月毕业，她被困在了去往周围人心里的“康庄大道”的路上，既不想失去应届生的身份，又担心实习经验不足无法获得企业的青睐。

　　得知她的处境后，曾经考研失败，转而求职的学长给她发了一段很长的文字：这个选择我由衷的希望你自己去自己定，甚至都不要听从家里人的安排……这样你以后的时候可以骄傲的向家人，向别人去炫耀，因为这是你自己去奋斗得来的。即使你失败了，你也不会去怨恨任何人……

　　“快人一步离开校园，面临的却是待业”

　　周语宁是一个目标感很强的姑娘，从上大学开始，她就做好了毕业即就业的准备。

　　她在上海的一所“双非”高校就读电子商务专业，身边超过一半的同学，一入学就决定考研。但她自知很难有沉浸式学习的状态，更喜欢实践层面的知识。

　　她尝试过自学编码，做UI设计，但发现和有专业基础的同学相比，还是有很大差距。最终，她将求职方向定在自己更得心应手的项目管理类岗位。闲暇之余，她报名了PMP（项目管理专业人士资格认证）的线上课程。

　　今年3月初，她顺利地通过了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笔试和面试，接到HR的口头电话，通知她下周一会发放书面。

　　周语宁是个急性子，周末就签了租房合同，3月9日深夜，她收拾好行李，从学校搬到了公司附近的出租屋。然而，搬来的次日凌晨，她所在的小区就因为出现新冠阳性病例，被封控管理。

　　3月9日深夜，周语宁从学校搬家到了租住的小区。

　　她提前下单的锅碗瓢盆、床单被套都滞留在了运输途中。没有储备任何物资，搬来小区的第一周，她只能依靠小区超市里的泡面和沙拉度日。睡觉时，她只占用双人床的一半，因为学校里带来的单人床单只够铺半边床。

　　周语宁在焦急地等待着书面，每天连垃圾邮件都不放过刷，但没有任何音信。距离约定时间过去四天，她按捺不住打给HR，才知道，公司所有的春招计划暂缓，她报名的岗位也不招人了。

　　周语宁没有想到，自己快人一步离开校园，将面临的却是——待业。

　　重新打开招聘软件、企业官网、以及各类求职时，周语宁发现，相比于疫情前招聘方90%以上的答复率，现在投递的简历基本收不到回复，一些岗位还显示“停招”或“下架”。

　　周语宁急于找到一份工作。她的老家在河北唐山，母亲是一名家庭主妇，作为工人的父亲独自养家，攒下的钱要给哥哥买房子，她“只有靠自己。”

　　被封控在小房间里的70多天，周语宁参加了五场线上面试，投递了近百份求职简历。为了获得更多的面试机会，她将期待薪资从1万元每月降到了八千元每月。

　　面试进度也明显变慢了。平时一周能走完的面试流程，现在可能需要两周。不少面向应届生的岗位，都由三到五人缩减到只招一人。她将投递范围由互联网企业，扩大到了金融、汽车等行业，但由于缺乏相关的实习经历，一面之后便没了下文。

　　线上的面试，隔着屏幕，周语宁很难感受到面试官的态度和企业的文化氛围。她把面试的过程比作相亲，从进公司，前台发放信息登记表开始，“你就也在给公司打分。”

　　TA们的选择

　　2022年，我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，达到了1076万。4月26日，智联招聘发布的《2022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》显示，截至4月中旬，46.7%求职毕业生获得，2022届毕业生的平均期望月薪6295元，比去年的6711元下降约6%。

　　陈璐也意识到所谓的“金三银四”，在今年显得格外冷清。辅导员在线上班会劝同学“放低期待”，劝一些打算“二战”（再次考研）的同学先就业稳定下来。

　　5月10日，陈璐接到了一家位于深圳的环保公司邀约，新媒体运营岗位，月薪五到六千元，她最终拒绝了。这是一家小型公司，陈璐是他们招聘的第一个新媒体专员。

　　她理想的工作月薪八千到一万元，能够做一些策划、创意的输出，而不是“流水线上的搬运工”。

　　在家的半年，她也并非“一事无成”。她完成了毕业答辩，在准备英语专业八级考试，也会像个孩子王一样，带领妹妹、堂妹、小侄子去地里摘果子。看着窗外的皂荚树由冬天光秃秃地，一点点长出了新叶，再到枝繁叶茂。陈璐在微博里写下：等不是办法，干才有希望。

　　7月1日，她收到了北京一家互联网文化公司的，即将去报到。

　　陈璐卧室窗前的皂荚树。

　　4月30日，在学校里被封控管理了60多天的郭心悦，收到了可以离校的通知。父亲开了7个小时的车将她接回老家，一起回家的还有她大学四年的全部行李。

　　回到家，她反而变得放松，每天能睡10个小时，也经常去跑10公里，看看书，打游戏，和家人聊聊天。

　　郭心悦逐渐想清楚，参加“省考”不是父母替她选的，而是自己主动选择的，她是独生子女，“不希望有一天疫情封控，父母只能向网络或邻居求助。”如果“省考”失败了，她就在家乡找一份工作，一步一步来。

　　考研失败的李曼，暂时搁浅了当高中政治老师的计划，她签约了珠海的一份行政助理的工作。5月17日，离开校园时，她最大的遗憾依旧是没能继续深造。但确定了未来归属后，她感到释然：达到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最好。

　　周语宁的春招颗粒无收。她最终选择了秋招时，一家给她抛出过橄榄枝的互联网公司，薪资、岗位和上一个“飞走的”都有差距。

　　被封控在上海的两个多月里，她经历了第一次下厨、抢购物资、和新室友的磨合……与4个陌生人合租，冰箱里没有位置给她放东西，她只能等室友空出来一小块地方，马上把自己的东西填进去；起夜时，她小心翼翼地生怕吵到别人；最难忍受是一个人待在狭小空间里的孤独感。

　　周语宁开始学着自己做饭吃。

　　她也考虑过回家，尤其羡慕一毕业就领了结婚证的朋友。但留在出租屋里，过都市漂流的日子也是她自己的选择。

　　在20多岁的年纪，她期待多见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有一天，存够了钱，回老家唐山买一套自己的小房子。房子、钱，对于她而言，意味着安全感——有更多保底的选择。

　　坚强自立的外表下，周语宁还是一个惦记着家的小女孩。她记得有一次拔完智齿，牙龈肿着说话都疼，她只能通过电话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些心理安慰，但去医院、找跑腿代购止痛药、买粥，每一件事都要独自面对。

　　6月1日零点，她发朋友圈：“有幸在上海这天看到了烟花。”她租住在一间朝北的卧室，如今终于可以出去见见阳光，过鲜活明快的生活。

　　周语宁租住的朝北的卧室窗前。

　　（文中受访者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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